读《中国大历史》有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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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中国大历史》有感

　读《中国大历史》有感

　 横贯五千年的中国史需要多少字写完？如果按传统写法，事无巨细，一一道来，需要至少数千万字。若要细细研读，非十数年不可成其功。而若用春秋笔法，微显志晦，婉而成章，所需字数虽少，却未免失之偏颇，难以窥其全貌。所以，要用数十万字把数千年历史一一道尽，其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立足宏观，抛其细节，抓其重点。用简练之笔法，介绍最重要之事。其二，必须找到合适的分析方法，分析历朝历代之得失。而做到此两点者，非黄仁宇先生莫属。我读此书，最在意的就是他所用的分析方法。

　 黄仁宇先生的思路，可分为两条明线：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一条暗线：儒家文化。中国五千年之历史，之所以合少分多，战乱不休，个中原因大抵可从以上三个方面找到。

　 制度方面，可以用一词来形容：平衡。

　 从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中国政治制度之变化一直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君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平衡。先看君臣的平衡。中国的所有行业中，皇帝绝对是最辛苦、也最短命的工作。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 120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雍正在位期间，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但不管这些帝王多努力，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所以，分权是必然。但是分多分少是个问题，分多了皇帝会被架空，西汉的外戚专政，带来的就是王莽篡位，朝代灭亡。分少了皇帝无人制约，到最后还是百姓受害。汉武帝死后汉朝国力由盛转衰，明成祖险些踏上隋炀帝后尘，大抵都是主强臣弱带来的后果。

　 强干弱枝还是强枝弱干，是中国政治制度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古代通讯不畅，地方需要一定的自治权。但是权力大了，容易尾大不掉，唐朝安史之乱后数百年，一直到朱温灭唐，都饱受军阀割据之苦，无非是放权太过。而权力小了，事事等中央决定，却又失去了反应的灵敏性，让原本容易解决的小事最终变成颠覆国家

　的大事。明朝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之所以能够荼毒四方，未尝不与地方政府袖手旁观有关。但是由宋开始，所有朝代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强干弱枝。这也导致宋以后的朝代，其实都毁于内部之乱。而宋朝之所以例外，是因为外族入侵太快、太猛，没有给内乱酝酿的时间。黄仁宇先生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应变能力极弱，可谓一语中的。

　 经济方面，则可用“错位”二字来形容。

　 中国经济一直重农轻商，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最低。但从经济发展，资源流通来看，商人应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商人阶层能够为技术变革提供所需的资源，若无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的资助，瓦特绝无可能发明蒸汽机，而科技革命也就无从谈起。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却毫无地位可言，再加上中国历朝有“杀富”的传统。有吕不韦、沈万三、石崇等前车之鉴，中国的商人阶层在拥有一定财富之后,就失去攫取更多利润的动力。要不然培育子弟，走耕读传家之路，要不然小富即安，转而寻求生活质量。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提到中国一直不实行数目字管理和金融制度，其实是没有这个需要。因为此两者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更高利润。只有商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且商人阶层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创造此二者出现的条件。西方人之所以采用数目字管理，之所以创建银行，无非是为了加快财富统计和流通的速度，从而攫取更大的利润。而与他们相比，中国商人的心思则都放在苏州园林和淮扬菜上了！

　 商人既然无法成为中坚，那经济发展之主体只能由农民担当。热力学定律告诉我们，一块土地能产出多少粮食，是有其上限的。不管如何改造工具，都无法突破这一上限。因此我国农业生产技术，到元朝《农桑辑要》即为顶点，此后数百年，无所寸进。并非不想，实不能也。而受限于地理条件（中国西部被山脉沙漠围绕，北方则太冷），中国的土地除西南一隅之外，几无扩张可能。所以，当整个国家的土地都被开发完毕，经济总量便达到其极限，随之而来的就是下降了。但是，经济总量虽有上限，人口增长却无限制。当土地产出已经无法跟上新生人口的数量时，饥荒就会发生，动乱也就成为必然。

　 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朝代更迭大抵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当新朝代诞生，人口稀少，土地繁多，统治阶级轻赋税，粮食产量和人口就急速增长，

　最终出现盛世景象。所以中国各朝代的兴盛期都在前几十年，这叫“其兴也勃焉”。而当土地都被开发完毕，经济总量达到极致，继续增长的人口就会加剧社会生存压力。这时就算统治阶级再怎么降低赋税，也只能暂缓灭亡的步伐。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只有战争，因为战争能够消耗大量的人口。当人口减少，土地富余，战乱也就结束了。所以中国的所有王朝在达到极盛之时，就会出现战乱，将前期积累毁于一旦，这就是“其亡也忽焉”。

　 其实，士农工商之说原出自管仲，原意是对国民种类做简单分类，本无分一二三等之说。谁知却被解读成为商人地位最低的佐证。如果当年管子不说士农工商，而说商士工农，不知中国经济是否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黄仁宇先生的两条明线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总是在重复做同样的事情。但是饱学之士如过江之鲫，为何没有人提出变革良方？这就涉及到暗线，也就是儒家思想的作用了。

　 暗线——儒家思想的作用。

　 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成为中国知识份子，乃至全体国民的共同信仰。儒家强调的是道德自律，提倡以仁爱治天下。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儒家极力推崇三皇五帝时期的天下大同，认为那才是国家最理想的状态。这对于建立一个和谐文明、包容进取、道德高尚的社会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导向。但是后世对先秦儒家孔孟思想精髓的理解不到位，有失偏颇，造成一些朝代用儒家治世的狭隘，即对新生事物采取保守的态度。我们常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既然拒绝新事物，那代表破旧立新的改革就肯定失去动力，换之一切都以稳定为先，中国就因此成为一潭死水。而中国的历史，也就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度过，没有尽头。

　 读黄仁宇先生的书，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说谈起鸦片战争，说起甲午海战，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岂不知早在两千年前，当我们选择稳定为先的时候，这一结果就已然成为必然。《中国大历史》成书于 1997 年 5 月，当时正是香港回归，一国两制即将进入实践阶段的时候。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提出，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一旦成功，不仅为澳门回归提供了良好的参考，更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台湾回归的契机。回顾这 20 年间发生的事情，这句话可谓一语成谶。

　不可否认的是，书中也有一些偏颇之处。比如书中一直较为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对中国现行的国家制度抱有一定的担忧，这点可以理解。毕竟黄仁宇先生长期寓居国外，对国内之发展并没有太深入的了解。加上成书之时，西方之经济生活都处于最好时期，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成果尚未显露。如果先生此书是在 20 年后出版，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的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思考。

　 1945 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经过 70 年的执政，中国共产党已经基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方法，那就是：改革。既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特点，经济发展之需要，适当的变革政治制度，从而释放市场活力，不断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从 50 年至今的 60 余年间，中国经历的变革远超以往之总和。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看，结果是好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经济上，国有企业强势，民营经济发展缓慢。政治上，国地税合并后，强干弱枝现象愈发明显。生活上，基尼系数高企，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政府现在的每一个决策，都有可能决定我们是从新进入历史的轮回，还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继续前行。

　 历史是过去的现在，现在是未来的历史。数千年后，当我们的后人总结历史，是会感叹历史周期律的准确，还是惊叹我们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智慧和勇气？对于站在历史拐点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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