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勇气从何而来（完整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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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革命”的勇气从何而来 2012 年 07 月 24 日

　 “自我革命”不仅要“喻于义”， 也要“喻于利”

　医药分开， 无疑是医改中“一子落而满盘活”的关键环节。

　7 月， 曾因双向转诊、 预约挂号等医改探索而备受关注的北京， 再次迈出决定性一步。

　 7 月 1 日， 北京开始在友谊医院试点医药分开。

　20 多天过去， 患者次均费用、 药品费占比等下降， 而医方服务质量和收益也都有所提升。

　尽管时间不长， 但经济社会效益已然凸显。正如卫生部部长陈竺前往调研时所说：

　这个“新生儿”很健康， 充满希望。

　 医疗过程中， 围绕处方、 药品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利益链， 以药养医备受诟病。

　收支两条线、 药房独立、 药品零差率销售……一些地方打破“药品利益”的探索， 使医院、 医生、 药商、 患者、 政府“一损俱损”， 因而在风险和阻力下不了了之。

　北京的医药分开， 打破以药养医潜规则， 突破药商医方利益同盟， 无疑是一场勇敢的“自我革命”。

　 对医生、 医院而言， “卖药钱”被掐掉会影响收入； 然而， 诊疗开方要靠医生， 日常管理得靠医院。

　对政府而言， 医疗服务财政兜底很重要， 但能花多少钱也要仔细盘算。

　可以说，他们都既是改革对象， 也是改革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 “自我革命”不仅要“喻于义”， 也要“喻于利”。

　北京医药分开改革中， “患者负担不增加、 医院收入不减少、 政府能承受”的原则，正是从平衡好各方利益出发。

　 只有玩转利益魔方， 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小阻力。

　15%的药品加成整体平移为医事服务费，医生不再“吃药”， 暗账变明账， 还能有尊严地工作； 医保总额预付制度， 让医院乐于推行能减少医保支出的改革， 也降低公共财政的压力。

　这种掰着手指头的利益分析， 让制度设计更科学合理， 给了自我革命以底气和勇气。

　 这也是医药分开的“北京探索”， 给我们的更深层启示。

　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 无论是医院还是政府， 都是“复合方程式”中的变量。

　每一项变化， 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只有让这些变量各归其位， 才能解好这道方程式。

　在一个领域的“自我革命”中， 处理好各方利益可谓关键所在。

　改革者需要无私无畏， 冲破利益束缚、 跳脱利益之上， 但面对久推不转、 积弊难清的局面， 严丝合缝的“算计”， 才是大刀阔斧前行的基础。

　 很多方面的改革， 都如医疗领域一样， 是一种自我革命， 需要打破改革主体也处身其中的利益链条。

　公车改革要减少支出， 也要保证正常公务活动需求； 事业单位改革要理顺机制，也要提供更好更多公共服务。

　要完成自我革命， 需要的不是喊口号的勇气， 而是破解利益困局的政治智慧， 统筹利益诉求的现实考量的勇气。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改革也需要共同探索。

　北京的医药分开改革， 仅仅是开始。

　“健康新生儿” 的

　 茁壮成长， 还有一个长期过程。

　医事服务费如何合理分配？ 怎样监督医生的诊疗行为？ 药品采购方式如何重构？ 尚未满月的医药分开， 还需接受时间和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在各地大胆创新、 谨慎布局走出医疗改革实质性一步之后， 我们期待看到， 医改这道“世界性难题” ， 能有真正的破解之道。

　招警备考：

　公安的领导体制

　第三节 公安机关的领导体制

　我国公安机关的行政领导体制是“统一领导， 分级负责， 条块结合， 以块为主” ， 这是符合我国国情、 符合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科学管理原则的。

　政府按照这个体制原则领导公安工作。

　 在加强党委领导、 政府领导的同时， 公安系统也同样需要加强上级对下级的业务领导。

　我们反对“垂直领导” 时， 也不应妨碍公安系统内部统一、 高效的领导职能作用的加强， 至于借口不搞“垂直领导” ， 而削弱公安系统上级对下级的宏观指导、 业务领导、 统一协同作战的职能作用， 甚至认为可以指令公安机关去干职责之外的事， 也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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