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层级及衍化——兼论“六五”普法重点 2021普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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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的层级及衍化—— 兼论“ 六五”普法重点普法重点
内容摘要：我国自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了以法治国时期，在大规模立法的同时，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普法活动。盘点进入了“五五”普法第五个年头，我们的普法取得了何种成绩？作者认为成绩不小，但问题亦多。对此，要承认普法过程的阶段划分，一是普德二是用法三是知法。在“六五”普法中注重对民众知法的教育，重在公民法律思维的培养。
关键词：法律价值；普法；层次；法律精神
我国自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了以法治国时期，在大规模立法的同时，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普法活动。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大规模全民普及法律知识工作。这种全民普法已经现在进入了“五五”普法第五个年头。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个五岁的小孩，从未学过法律，但他也会说：这个玩具是我的！这就说明他有物权的朦胧意识；他说：他打了我，所以我才打了他。这就说明他有侵权法乃至刑法的观念；他说：你曾经答应过我的！这就表明了他有类似于合同法的意识；而当他说：这是爸爸允许做的，那么这就说明他已有宪法的观念了。[1]
应当承认，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而闻名中
外的法律人德·j·伯尔曼（harold j. berman），在 2006 年 5 月 14 日 XX大学演讲时所举出的例子在今日中国人似乎并不陌生。这功劳，当然非普法教育莫属。
但仔细检讨 25 年的普法，我们发现今日的普法似乎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普法内容浅显易懂了，似乎在讲道德规范，普通百姓并不比专职普法人员知道的少，换而言之亦是如此；内容讲深奥了，普通民众听不进，似乎普法者也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客气地说，当前的普法水平都是较低层次的，与 80 年代的那些普法相比并没有质的提高，更不用说飞跃。当前，全国性的“五五”普法正在检查验收阶段，相信不久我们就会从权威媒体上得到经过连续二十五年普法，特别是五五普法，我国全民法律意识和素质提高多少个百分点，以及各种显著成效的消息。但扪心自问，经过这种发本普法书，抄抄答案式的普法考试，我们的法律知识到底提高了多少相信只有自己知道。不用说普通百姓，就是靠法律吃饭和谋生并以之为职业的人，随着人大造法步伐的加快，还有法律书籍的价格越来越高，对法律知识的掌握自感更是力有不逮。
另一方面，现在的普法，确实存有既不叫好又不叫座的问题。一则是民众的功利思想越来越严重，没有法律问题谁会关心法律？二则是我们的普法方式似乎也值得探讨，寓教于乐似乎只是一句空话。特别是有些所谓的专家，把一个问题搞得悬而又悬，存心让老百姓不懂，更不用说喜欢和热爱了。
再一方面，我们当前的普法宣传还是很不够的。诸如像反洗钱
这样对广大群众都显陌生的制度，单纯挂出横幅，然后就认为已进行了普法宣传，从而万事大吉，认为老百姓都懂了的想法恐怕是幼稚的。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我们当前的普法宣传还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这种简单模式，造成了懂法律的人有些糊涂，不懂法律的人还是不明白的后果。这样的普法形式意义大于实质，笔者曾亲见某政法单位两位主要领导抬杠，说起违反交通规则，一位说，他认真地学习了一遍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对这部法律很熟悉了；另一位反问，那你讲一下这部法律的第一个字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现行普法体制造成的法律庸俗化。因此，普法应当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而不能搞填鸭式教育，否则适得其反。
其实，不只百姓法律意识不高，官员也好不了多少。XX 省 XX市政府原正处级调研员毛箭关，因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2005 年 12 月被 XX 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现正在 XX 省第三监狱服刑。蜕变之前，他是 XX 市行政法学会副会长，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他学了《刑法》，才知道受贿 5000 元就要追究法律责任。XX 省 XX 市 XX 区仁和镇原镇长龚顺发每逢上法制教育课，总是端坐在第一排位置，认真地记着笔记，课后还要发议论谈感想，让人感觉其颇有法制意识。有一次，一位女检察官讲完加强职务犯罪预防法制课后，他同讲台上下来的检察官说:“职务犯罪预防很重要，你讲的案例很有针对性，为这点钱去犯罪犯不上。”但讲完这番话后，龚镇长转身又开始忙着收礼去了。
法官黄鸣鹤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他讲普法有三个层次，第
一个层次告诉百姓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第二个层次则是可以教给百姓买到假货可以双倍索赔等一些技巧性、技术性的东西，第三个层次则是让老百姓既知法而又不知法，知的是法律精神，具体维权的方式交给律师即可了[2]。
必须要承认普法过程的阶段划分，一是普德二是用法三是知法。
一、检讨当前的普法，兼论普德
刘邦率军攻入秦咸阳之时，为了争取民心，便以废除秦朝苛法为号召，与关中父老与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孔子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维既有法律的一些基本特点，但更多是道德的教化。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民间调解中。在我国，民间的调解是乡村日常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民间有了纠纷，按约定的习惯，是首先要找人调解的，或者是族中长辈，或者是邻居好友直至乡绅或者其他地方精英。如果不经民间调停而直接讼于官府，应该属于某种反常之举。即使进入诉讼程序，如果是“婚户田土”之类的“细事”，官府首先还是要进行调解。在正式判决之前，官府和原被两造谈判博弈，乡绅和其他的乡村精英在此期间也势必要居中起作用。无论是官方的调解还是民间的调解，纠纷调解是民间日常生活得以维持的关键性环节。
海瑞时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刚正不阿，在面临一些是非难以厘断的案件时，提出了如下的判决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以其屈兄，宁屈其弟；以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以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以
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以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以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3]。
可别以为这只是封建糟粕，它符合一般认知规律和法的价值衡量标准。假设放在当今司法的天平上考量这个问题，应该亦不例外。我们的法官是人而不是神仙。任何人对事实的认识有其局限性，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案件事实都无法原封不变的回复到原始状态（曾经沸沸扬扬的南京彭宇案亦是事实不明，不过判决书推理确有失当之处）。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强调“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四十六条），这就是法学理论上的“经验法则”。
我们还可以出，历来的普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普的几乎都是惩罚性的法律，主要是刑法和行政处罚法。这些难道还要“普”吗？对于非法律人士，只要知道损害社会的事不能干就得了，而这是从小就养成的，是人社会化的产物。一个有认知能力的人，谁不知道杀人放火不行？谁不知道奸淫偷盗不能干？谁不知道贪污受贿是大罪？其实，不知道法（刑法）只是罪犯的借口，千万当不得真。就当前“普法”，其含义含糊不清，其目标等而下之，其方式粗糙简陋，其作用不疼不痒，其效果微乎其微，与其初衷相距甚远。结果是普法几乎等于“普刑（法）”。如此一来，“普法”几近沦为公判大会的变种。普“法条”还是“法律精神”？如果是普法条，凡是识字的人都能自学，岂不
是多此一举？如果是普“法律精神”，基本就是“普道德”了，也就不是什么普法了。所以说，就“普法”，其含义含糊不清。
有的人说，普法嘛，很简单，拿一些法规来让大家读读不就行了。但不要说普通的百姓了，就是一名法官，估计对法律条文能背出了也没有多少。为什么？不是因为法官水平低，而是因为法律条文太多。几万部的法律法规规章，不要说条文了，就是法规名称估计也没有一个人能全记得住。不要说现在，过去的、外国的法律也是一样。菲特烈大帝时制定了一部法律汇编，叫《普鲁士邦法》，有一万七千多条，估计也是没有人能全记得住。那么，法律是不是不可学习、不可掌握？当然不是。学法律，绝对不只是学法律条文，单纯记忆法律条文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有许多的是非曲直，普通人凭直觉也能断出个一二来。靠的是什么？显然不是法律条文，其实靠的是法律背后的法理，也就是法的精神。比如，谈到诚信的理念。现在那么多的纠纷诉讼，大多数不正是起源于至少有一方当事人（包括一些行政机关）的不诚信么？战国时有个叫尾生的人，按照约定在桥下等他的恋人，而不管大雨滂沱，直至被淹死，这个就是契约必须信守、诚信的道理。
二、普法的功用（民众用法维权）
通过 30 年的法治养成，遇事寻求法律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法律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民众的法律素养也明显提升。公众从遇事习惯于找组织、找领导到翻法律、对法条甚至诉诸于法律。凡此都彰显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凸显了法治理念养成教育的重要
性。对比昔日的无法无天，这无疑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但当下的司法救济仍然存在大量问题。
最高法院统计处(化名佟季)发表了一组数字：
2003 年至 2007 年，全国法院申诉复查案件总量达到 82.5 万件，年均 16.5 万件；来信来访总量达到 1876.4 万件（人），其中来信年均79.7 万件，来访年均 295.5 万人。文章说，虽然总量较大，但下降趋势明显。来信每年平均下降 11.47%，2007 年同比下降了 20.12%；来访自 2005 年开始下降，2007 年同比下降了 13.33%；刑事申诉和民事申请再审案件 2007 年收案同比下降了 7.43%。[4]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并不乐观。一则我们看出信访与人访比例严重失调。一般说来是 1：3 左右。群众为何不相信相对低廉的信访而钟情于费时费力费钱的人访？这值得我们深思。二则是人都知道，上访的机关主要集中在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机关接访人员的压力。三则到底问题解决了多少？靠御状当然不容易，但还有个实效问题，我们在统计中难以反映。事实上，层层批转之后，问题出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最终解决要在基层，这可能导致大量工作要在基层法院解决。